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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对早期工人运动的独特贡献
来源:中直党建网

 

[摘要]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是领导青年运动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它紧跟革命形势,回顾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成败,宣传介绍了大革命中不同时段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总结了其中的成功经验,展望了未来目标,在与中国工人阶级一同成长壮大中推动着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王鹏程(1970—),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青年>周刊研究(1923-1927)》(课题批准号:10BDJ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曾掀起过几次高潮,这些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巨大的战斗力,也使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青年》是中共领导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它于1923年10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10月第一次停刊,其间共出版168期,刊发国内外约400位作者的各类文章1000余篇,其中,众多文章与工人运动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紧跟革命形势,颇为详细地报道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宣传了其中的成功经验,总结了失败教训,在与中国工人阶级一同成长壮大中推动着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回顾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成败,总结经验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但标志这次工人运动高潮顶点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最后遭到了失败,之后工人运动处于暂时消沉状态,对此既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又需要为未来之路指出明确方向。《中国青年》创刊不久即先后发表邓中夏(笔名“中夏”等)、恽代英(笔名“但一”、“F.M”等)等人的文章,深入总结了此次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并提出了青年工人运动应注意的事项。

 

(一)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导人,邓中夏对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颇有发言权。在《中国青年》第8、9、10期,他连续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等3篇文章。通过对俄国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的实证分析,他得出了“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体是主力”的结论。邓中夏认为,中国工人的数量虽少,但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军”。他介绍了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中国工人运动所开展的系列活动,高度赞扬了各地在团结组织工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悲观情绪一度影响工人运动,有的人竟然认为“工人运动此路不通,需要另辟他径”。邓中夏坚决反对这种悲观论调,他说:中国革命若没有工人参加领导革命,“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1]为了使广大青年明了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的具体状况,邓中夏还介绍了工人运动的基本内容,即“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在罢工方面,他列举了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等11次颇有影响的罢工,认为其中有8次胜利了,3次失败了;在组织工会方面,他介绍了或以产业组合的,或以地方组合的,或是独立、零星的工会组织。他指出,虽然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中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工人的革命精神仍然团结凝聚,而且由于各方面训练在增多,因此仍然应当对中国工人运动保持乐观态度,并明确提出两项建议:一是“不可放弃了公开的工会运动”,因为如果不提倡公开的工会运动,“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二是从工人种类中“择取几种有力量的,于革命事业有大帮助的工人群众去活动”,认为可以在海员、路工、码头工人等群众中多下功夫。[2]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广大工人勇挑革命重担。

 

(二)总结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

 

在总结工人运动成功经验方面,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3]]P113-114无疑具有典型意义。绍予在《中国青年》着重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组织情况,表示它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的确有许多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安源地方工人文化程度等参差不齐,但“这两万工人都可以一呼而集”,原因在于:一是其严密而系统的组织。该组织规定“每十人推出十代表一人,每十个十代表推出一人为百代表,再就每工作区之百代表中推出总代表一人,由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议,议决一切事宜……如此组织,既便于征求群众之多数意见,尤便于上下的声气灵通。”二是其牢不可破的纪律。该组织“对任何问题,均能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凡是代表会议通过的议案,那是绝对的有效,至于拥护领袖,拥护团体的精神,简直是人人都很充分的。他们同时还能互相督促,或督促领袖”“最堪钦佩的,就是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的不敢违抗,即至于有个人生死关系,亦所不顾”。[4]绍予的分析,切中了中国工人运动成功的关键。

 

(三)讴歌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伟大意义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中国青年》先后刊载了数篇介绍和分析这次罢工的文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两周年之际,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65期撰文详细回忆了那场中国前所未有的劳动阶级的斗争,并转摘了某外报叙述林祥谦死时的英勇情形。同期刊载的《追悼“二七”死难同志》歌曲,一方面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死难者表示了沉重的哀悼,另一方面也称这次罢工是“开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则连在这次罢工之后的第四年进一步分析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位置。他以阶级分析法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运动失败后表示:“‘二七’——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在自己的状态’转变为‘为自己的状态’,从自发的经济的罢工转变为自觉的政治的运动之最大的关键。” [5]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自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之后,立即转而蓄积力量,到“五卅”运动终于一跃而成为了总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阶级,于中国革命运动史开了一个新纪元。

 

(四)强调青年工人革命的重要性和引导青年运动的必要性

 

鉴往而知今。恽代英从第一次工人运动发生、发展、高涨与失败后工人运动消沉的实际中,发现了青年工人对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正确引导青年运动的必要性。在论及重要性方面,恽代英将青年工人放在“青年”和“工人”这两个大前提下分析,认为青年与工人皆有革命性,但是“非工人的青年,自然亦富于革命性;然而容易有浪漫不守纪律的缺点。非青年的工人,自然亦富于革命性;然而亦有时不能有那种如火样的热情”。因此“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一定是青年,然而最有用的是青年工人”“青年工人,实在是最合适的革命先锋队”。在谈及引导青年运动的必要性方面,面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青年工人活动,有时反是基督教青年会还比较肯注意”的现象,恽代英表示,中共党团绝不可放松对青年工人运动的领导,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有时也为青年工人说两句公道话,“但他们那种苟且软弱的精神,决不可让他们浸润到革命的青年工人身上”。[6]恽代英还要求《中国青年》读者为中国革命前途的缘故要当好青年工人的卫兵,尽力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事业。

 

二、宣传介绍大革命中不同时段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虽然中国工人运动从总体上暂时处于消沉状态,但革命的浪潮仍在不断涌动。从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罢工开始,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又迅速复苏和发展壮大,并在“五卅”运动时形成了新的高潮,此后直到1927年初,工人运动始终在发展。《中国青年》对这些运动中的一些特例进行了充分宣传与报道。

 

(一)宣传报道“五卅”运动前各地工人运动情况

 

在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抗议“新警律”举行大罢工之前,各地反抗军阀和资本家的罢工之火就不时燃起。如1924年4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就转引了《时事新报》所载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相约不拖车往日本租界的报道。该事件起因为人力车夫田仲香被日本人打死,而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面一直没有合法妥善处理此事。转引此文的编者萧楚女高度赞扬了这些目不识丁却敢于反抗黑暗、力争人道的车夫。

 

1925年2月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有14路工会代表出席,北自黑龙江、南至广州。面对此情此景,恽代英撰文高度评价了铁路工人不因曾经的残杀而后退,反而更进一步联合组织的精神与行动,称:“伟大的工人阶级啊!你们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7]此后,恽代英又撰文介绍了上海日本纱厂约4万工人罢工的斗争,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说:第一,工人若没有联合,不能与资本家对抗,则他们的地位只有一天天的低落。第二,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们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第三,资产阶级与一切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想利用人民。第四,罢工是给予工人的一种革命的功课。[8]

 

(二)着重介绍“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壮举

 

“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青年》以大量的篇幅报道、宣传了“五卅”运动。任弼时详细介绍了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分析了惨案发生的原因,介绍了社会各界所提出的13项条件,明确提出了对于屠杀以后的希望,指出了反帝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并明示了长期反帝运动中学生的责任。[9]共青团则着重号召全国青年群众和世界青年工人要为长期反对帝国主义作斗争。郑容突出介绍了“五卅”运动中工人斗争的情形。对于上海10余万工人坚持9个多星期的这次斗争,郑容分析指出:“工人阶级在这次斗争中不仅表显(现,笔者注)自己是有极大的作用,他们那种团结和牺牲的精神尤为社会各阶级之所不能及。全上海的工人在这次斗争中都组织在工会之下,由工会指挥他们去为达到要求条件而奋斗。因为工人能不惜牺牲延长斗争,因此激励了社会上民主主义的智识份子和小资产阶级都参加这次长期的运动有非达到共同目的不可之势。” [10]“五卅”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河南焦作之后,4千多矿工立即奋起反对英帝国主义,开展罢工运动,并带动了学生、商人、农民、国民军加入到反帝行列。到1926年下半年,焦作竟然“结成了一百余人的一个厨司工会,四千余人的一个煤矿工会,三十多学生的一个青年协社,好几千农人的三个农民协会,并且复活了‘二七’失败后的道清铁路总工会”,[11]取得了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龙州是广西与安南(即越南,笔者注)交界的祖国边陲之地,当“五卅”惨案的消息辗转传到这里的时候,伴随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代理——合昌号的示威游行,龙州总工会也应着“五卅”怒吼声应运而生。“他们数百个工友,也赏(尝,笔者注,下同)参加学生团体做过了一番热烈的示威运动,吓得洋鬼子都失魂丧魄,逃避安南谅山去;也赏做过了好几次的小罢工,凡属英日货物,硬不起货……知识幼稚的工人,而今却能够深深的感觉到本身的利害,认清自己的地位,起来做有意义的结合,参加革命运动了。” [12]无论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屠杀,还是他们“以华制华”利用国内反动军阀来镇压各地爱国运动,中国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都表现出了为独立自由斗争的气概。

 

在宣传省港大罢工方面,叶平在《中国青年》第114期特地转引邓中夏在全国总工会欢迎中国国民党二大代表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广东和香港20万有组织的工人如何帮助国民政府的情况。其中包括:杨刘之役,广州铁路工人罢工,断绝反革命军队运输与接济,香港工人截留反革命的援兵;省港罢工中,罢工不过六个月,香港损失七万万元,英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东征与南征讨贼,罢工工人更是组织运输队和宣传队,与革命军同在前线奋斗。正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帮助国民政府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为随后的北伐创造了条件。

 

(三)宣传介绍“五卅”运动后到1927年前各地、各行业工人运动发展状况

 

1925年2月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铁路工人活动进一步加强,至同年11月左右全国共约30个铁路工会都在全国铁路工会指挥之下。少远对此作了详细报道,他说:“全国铁路工人在该会之下的,实际数目为三万五千人,工人入会,每月出半日工资为会费。据该会就全国铁路里数计算,以在该会统率下各铁路平均需工人若干为标准,则定为全国铁路工人约系十二万人。(此种计算,系将云南与龙州铁路除外)。” [13]少远还将铁路工人分为车头工人、修路工人等五种类别,并分析了他们各自对工会的态度,认为对这些工人若能加以适当的宣传与组织,他们一定可以帮助铁路总工会的发展,与民族革命运动同进步。

 

《中国青年》通过社评也先后介绍了“五卅”之后上海工人的两次反日运动。当“五卅”余波平息,日本人在上海万里丸船上无故杀死小贩陈阿堂,激起了上海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中国青年》第131、132期将它称之为“第二个顾正红案”,并希望籍此“重新发动一个‘五卅’大运动”。正值此时,日本资本家因纱花甚贱,故意向工人进攻,开除工人领袖,由此又激起了小沙渡内外棉各工厂及浦东日本在华工厂数万工人举行罢工。《中国青年》第133期表示,小沙渡工人的罢工“不仅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中国青年》号召全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援助小沙渡的工人。

 

郎炬则介绍了湖南长沙等地青年工人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系列斗争。1926年底,长沙铅印工厂的加薪运动,工人出有特刊;贫民工艺厂工会加薪运动有“不得使用十六岁以下之儿童入场工作”等条件;织补工会的加薪运动“是湖南女工空前的运动”,等等。除长沙外,湖南锡卯山的卯工掀起了要求改良待遇的运动,其“工会已组设一大规模之工人俱乐部及工人学校数所,并着手组织青年工人委员会并创办劳动童子团等工作”;常德烟叶工人和织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工资一律平等、减少工时的运动在奋斗多日后也取得了胜利。[14]它们为其他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四)概述大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状况,介绍工人运动新发展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四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刘昌群向全国青年详细总结和宣传了四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成绩。他指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消沉不过是表面的,“实则北方工人仍在军阀铁骑之下,进行严密,更坚实的地下层革命工作”,并列举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等,而南方的工人运动也伴随着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到“五卅”之时终于汇成了空前的反帝洪流。刘昌群认为“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运动最大的发展:一是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总工会成立,二是广州数十万工人的大罢工。此后“从五卅运动急转直下,而反奉,而反日本出兵,而反英吴日奉联合,而北伐,一直到最近汉浔屠杀后的反英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立于革命的前锋,领导着国民革命向前飞进”。[15]

 

当1927年上海80万工人罢工、3万工人直接参加武装暴动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到达上海后,《中国青年》又特地在第160期开辟“三月革命特号”对此广为宣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子章、刘昌群、陆定一、华少峰等纷纷发表文章,或陈述工人斗争实况,或寻求此次罢工原因,或阐述其意义,或总结其经验等,高度赞扬了这次革命。

 

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不仅在上海、广州等工业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活动频繁,而且一直延伸在祖国的偏远地方。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部分国内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的掠夺和剥削不停,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就不会停止。

 

三、总结工人运动新经验,指明工人运动方向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紧密结合中国工人运动新的实际,对其新鲜经验作了广为介绍,对其发展方向作了明确宣传。

 

(一)工人运动要学会建立与发展工会组织

 

任何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都是从小团体活动开始的,浙江诸暨店员联合会就是类似于工会的小组织。该联合会于1924年4月筹备,10月成立,其发起缘由为:店员均系幼年出门,少知识,无训练,尤其容易同流合污,因此组织此会以资救济。仅5个月即取得了如下成绩:一是一文捐的恢复。它本是由前清老万隆店主邵小渔发起,店员每日捐钱一文存老万隆店,发生的利息用来接济店员中的贫病孤苦者。其中一度因捐钱被私吞而废止,诸暨店员联合会成立后经过店员力争得以恢复;二是要求闰月发给薪水。无论以月薪计,还是以年薪计,要求城乡商号闰月一律给薪,得到了商会批准;三是为增长店员知识,以期养成奋斗能力,该会正计划创办商业夜校,设立职业介绍所、节俭储蓄部、组织俱乐部、书报室,并编辑会刊。[16]《中国青年》细致地介绍了该联合会的经验与成绩,其意图是想就此影响全国各地还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和行业。

 

关于工会组织发达地方的情况,先声突出介绍了广州青年工人运动中的“沙面青年工社”组织。该组织是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反对沙面“新警律”大罢工时诞生的,是粤、港5万罢工工人170多个工会中的一员,“约二百人,但是很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差不多说是正面青年工人革命分子的结晶”。[17]他们办有补习学校及小小的娱乐机关,在各罢工过程担任重要任务。恽代英则突出介绍了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详细介绍了沙面工人罢工后由工会组织所产生的“省港罢工纠察队”情况。它们充分展示了工人运动中工会组织的核心作用。

 

(二)工人运动要与农民运动结合,反对各种形式的投机与破坏

 

刘昌群曾着重分析了“五卅”运动最终不能得到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固然是由于封建军阀的压迫和资产阶级始而妥协,继而叛变,以致使五卅运动受了挫折;但是农民运动之没有兴起使工人阶级陷于孤军战斗,毫无有力同盟者,亦是五卅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8]这与邓中夏关于五卅的教训总结是一致的,邓中夏说:“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 [19] P220同时,在工人运动中除了工人活动自身可能出现失误外,还有一些打着工人运动旗号从事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也需要引起广大工人高度关注。《中国青年》第143期即介绍了一种所谓“工业补习教育活动”,它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发起,表示要:一是改进工人技能,加增工作效率;二是提高工人知识,使其有判断力;三是促进工人道德,使其有公德心。但实际上它意图以此停止罢工风潮,其重要推动者潘文安也说:“职工有补习教育,利在职工本身者易见,而利在厂主者无形;利在职工本身者有限,而利在厂主者无穷;利在职工本身者浅鲜,而利在厂主者巨远。” [20]这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补习教育活动明显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国情。

 

(三)工人运动要掌握领导权,为实现平民政权而战

 

在总结工人运动成功的新鲜经验上,《中国青年》以特刊的形式着力介绍宣传了上海“三月革命”(即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上海80万工人罢工与3万工人参加的武装暴动,其结果是肃清了张宗昌、毕庶澄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使北伐军不费一卒一弹平安顺畅开到上海。对此,刘昌群表示:“三月革命”超过了以前“二七”和“五卅”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成功抓住了“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是“在他的政党(共产党)指导之下”完成的,而且这次革命也不同于以前的一切斗争,它“不是消极的反对军阀、或欢迎赞助某一部分革命武力而战,而是积极的为实现平民的政权而战”,[21]由此获得上海广大市民的极大支持。陆定一则集中阐释了“三月革命”产生的新事物——上海市民政府。陆定一认为,在这次革命中“民众知道自己要政权,是最高形式的觉悟。民众能自己起来抓政权,是革命行动的最高方式”。他介绍说:“市民政府的组织,是以每职业机关为单位,按照人数之多寡,选派代表,参加市民政府代表大会。” [22]该组织充分显示了主权在民。少峰进一步分析说,“三月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全中国革命民主政权,创造新中国的先声。他表示自“三月革命”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便应毫不犹豫地起来担负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扫除军阀政治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农民和一般被压迫民众的民主专政国家。” [23]“三月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其斗争的结果直接产生革命市政府等,具有世界意义。

 

与此同时,上述作者也清楚地表达了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三月革命”在取得军事胜利之时,还要努力去化解重重危机的思想。如,刘昌群认为“三月革命”虽然已经获得初步成功,但“目前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右派的革命争斗,却更严重,更紧张”。同期《中国青年》的作者子章更是撰文对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阴谋利诱的所谓“稳健分子或温和派”将展开的争夺领导权斗争表示担心,认为无产阶级将“和帝国主义及其新工具——右派展开一场殊死争斗”。[24]显然,这些分析都是极有见地的。

 

(四)中国工人运动以苏俄工人的美好生活为愿景

 

为鼓舞中国工人运动破浪前进,《中国青年》还特地刊发了1926年8月10日青山从“赤都”莫斯科给《中国青年》发来的通信,介绍了俄国革命成功和工人生活的美妙境况。文章开头便介绍了离莫斯科80里的一所乡村工人避暑休养胜地,他说1500个工人同志在此共同生活,大膳厅、俱乐部、医院等设施齐全。膳厅卫生讲究,肉类、疏菜、瓜果应有尽有;游戏时间可挽着爱人的手划船、散步等;有男女教练专门教劳苦工人怎样玩球类、怎样田径赛、怎样发展肺部。其口号是:“提高我们之健康——准备我们之武器——将加倍我们工人作时之生产,收获,与进步!”在工农政府下,苏俄“童工作四小时的工,每天并教育四小时,十六岁以上作六小时工,十八岁以上才作成年之工(八小时)……女工有种种之特权,生育前后四个月的工资,是在家照领的,并规定津贴小孩之生活费,至到十八岁才停止”。曾经反对苏联最利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在考察苏联后也被苏联工人的生活震惊了,慨叹西欧各国的工人“说不上怎样去避暑,更梦想不到过你们(指苏联)一样之休养生活”。而中国向来稳健的胡适在游历欧洲,途经莫斯科作了3天实地考察后也感叹道:“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的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实验”。[25]其赞美之意,溢于言表。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刘一声还翻译了J.S.Wallaee所著《将来的花酒和歌》一诗,表示:“随着那造反的咚咚的鼓声,只有工人阶级得到了权力,旧的才会死灭,新的才会诞生。” [26]\[26\]作者称一种从来未被人知道的美酒和一种还未唱出的歌即花酒和歌就要到来,无限深情地展望了工人阶级掌权的美境,为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本文原载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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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夏.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J].中国青年,19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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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少峰.评所谓“工业补习教育运动” [J].中国青年,1926(143).

 

[21]昌群.上海工人三月革命的意义[J].中国青年,1927(160).

 

[22]定一.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J].中国青年,1927(160).

 

[23]少峰.上海暴动成功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J].中国青年,1927(160).

 

[24]子章.我们为什么争斗?[J].中国青年,1927(160).

 

[25]赤都通信.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J].中国青年,1926(135).

 

[26]一声译.J.S.Wallaee著.将来的花酒和歌[J].中国青年,1926(144).

 

(王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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