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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6月9-1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六届二中全会以后,革命力量进一步向前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逐渐增多;土地革命不断扩大与深入;工农红军迅速发展;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化,军阀混战与兵士哗变,时有发生;城市工人罢工斗争日渐扩大。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鄂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在11个省创建了赣东北、赣南、闽西、左右江、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东江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有127个县境,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到1930年,全国党员人数发展到12万人,在各大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由一年前的98个增加到229个。党在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厦门、哈尔滨等地,恢复了地方总工会并领导了一些胜利的罢工斗争。与此同时,1930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军阀混战,一方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

在革命发展有利的形势下,掌握中央领导实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骄傲起来。他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被胜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左”倾思想急剧膨胀,接连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系统地宣扬“左”倾错误观点。

在李立三主持下,1930年6月9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李维汉、温裕成等也参加了会议。

李立三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报告充分表现出李立三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一系列“左”倾错误:1.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问题上,报告认为:中国革命“不简单是影响世界革命,而且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高潮”,“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必同时进攻苏联,更足以引起全世界革命的爆发。”2.在目前革命形势问题上,报告指出:“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前面了”。报告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主要的标志是城市的斗争”,虽然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的形势,但还不能说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并且把城市爆发革命高潮的希望寄托在上海和武汉。3.在革命步骤问题上,报告强调:“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4.在革命转变问题上,报告认为:“建立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开始即是革命转变的开始。”5.在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问题上,报告坚持正规战争,忽视游击战争,无理地指责毛泽东“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认为:“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需要扩大充实,而不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式的组织。”

根据李立三报告的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于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即: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2.“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3.“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4.“改组派与取消派”;5.“准备革命的转变”;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7.“党的组织问题”。其主要错误是:

一、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决议一方面片面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另一方面,片面夸大敌人的弱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国民党“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

二、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决议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为此,制定的目前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而在目前,“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决议同时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目前“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

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决议认为:“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决议强调指出:“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决议还错误地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四、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一方面承认“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无疑义的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却认为:“现时无产阶级已是惟一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因而提出革命政府“不只是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决议认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五、提出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与策略路线。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下,决议提出了党的具体任务与策略路线。主要是:1.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2.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3.猛烈扩大红军,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4.坚决同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倾向作斗争。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和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总路线”,给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的损失。直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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